它的本质是新教革命后的独立意识举行。虽然在表面上，兰克等人是在19世纪才把这套方法规范化为“现代史学”，但如果去挖它的精神根基和思想源头，它和新教革命的“唯独圣经”以及“人人皆祭司”的独立精神是完全同构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剖析这种本质上的内在联系。
1、从“直面圣经”到“直面档案”。新教革命的核心，是打破罗马教廷作为“第二手/第三手代理人”的垄断。中世纪的模式：信徒不能也不被允许直接读圣经，必须通过教会、教皇、神父这些“媒介”来理解上帝的旨意。这就好比旧史学里，人们只读后人编纂的、经过统治者或前人修饰过的“史书”（第二手史料）。
新教革命的变革：马丁·路德提出“唯独圣经”，把圣经翻译成德语，让每个信徒直接去读那本最原始、最根本的文本（文本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自己去跟上帝对话。这种“踢开中间商，直接面对原始源头”的独立意识，在三个世纪后彻底传染给了历史学。兰克那代史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兰克本人就是一名虔诚的普鲁士新教徒）把这种态度带进了档案馆：历史学家不需要听以前的那些历史学家（中间商）瞎扯，我们要踢开他们，直接面对当年的原始档案（圣经般的原始文本）。
2、方法论直接继承：圣经批判学。这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相似，在学术技术上也是直接的继承关系。为了论证新教的合法性，或者为了搞清楚天主教到底伪造了多少文件（比如著名的《君士坦丁献土》伪造案），从16、17世纪开始，新教和天主教的学者们就发展出了一套极度严苛的文理批判、版本考证方法，用来鉴定某一段经文到底是不是当年的人写的。这套用来对付圣经和教会文献的“辨伪、考据”技术，在19世纪被全盘移植到了世俗历史的研究中。所谓的“外在批判”和“内在批判”，其工具箱绝大部分都是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文本批判里继承过来的。
所以“第一手史料”的至高无上性，本质上就是新教革命“主体性觉醒”在世俗学术上的投射。它背后是一套相同的现代人信念：我不信权威的转述，我不听二手的说教。我有独立的理性和辨识力，我只要看最原始的证据，由我自己来做出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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