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目睹摩托车祸
马征:我跟你说个你可能没听过的事,为啥我对摩托车没好感。在我大概六七岁,手还没出问题的时候,特别流行捡烟纸、烟片。我就去后营捡,就是去古冶的那条路上。那条道赶车、送货的特别多,两边全是烟纸。有一次我印象特深,大概傍晚我们往回走,突然有一辆摩托车跟一辆面包车撞上了。
你知道怼得有多厉害吗?两辆车“嗖”一下脸对脸撞上。我告诉你,那个人腿直接没了。摩托车撞完溅了一地血,那人从摩托车上飞出去50多米,那50多米的道上全是血。我当时距离摩托车也就5米远。从那以后,我对摩托车就一点好感没有了。
那时候小,这对我的心理创伤不下于后来把我这手炸了。那个人死在我面前,撞完先是跳出去将近七八米高,然后骨碌出50多米。当场胳膊和腿都没了,直接死了。车跟车撞不一定死,车跟肉撞那基本彻底完了。假如小瑞小时候遇见这事,估计现在也不敢骑摩托了。
张彪:对呀,这直接就是阴影。
第二次:与公交生死之间
马征:对。阴影倒谈不上,但我始终觉得摩托车特别不安全。我现在即使骑电动车也绝不会骑快。虽说我没被撞,但也离得太近了。只有经历过这种事,才会觉得生命可贵。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走到凤凰园阳光小区旁边,我低着头不知道在干啥,没看见公交车过来。那车开得挺快,距离我差不多也就50公分,“砰”一下刹住了。当时我直接吓得一屁股坐那儿。再晚零点零几秒,你基本就见不着我了。
张彪:真悬。
第三次:手被鞭炮炸伤
马征:所以我对生命的理解跟你们真不太一样,好几次差点没命。你看我这手被炸的,当时再提高10公分,脑袋都没了,这也算是命大。当时我们那有个叫袁林的,玩雷管直接把两只眼珠子炸瞎了,后来换了猪眼。他爸妈都是老师,觉得太丢人就搬家去市里了。他以前学习特好,后来直接自闭了。我出事跟他出事相差不到一个月。
对生命敬畏与思考
马征:因为经历了这些,我后来学艺术、学画画,就觉得人还是慢一点、安静一点。老师们都觉得我老实,那是没看到我上学之前的状态:上房逮鸟、摘桑葚,玩得特别疯狂。但出了这些事后影响确实大。后来我把对人生的感悟融入到了水墨画和素描里。很多人觉得我想问题太复杂,那是因为你没经历过这些生死。没有这种生命的体验,理解很多事情相对就会肤浅一些。
张彪:对。这种切身感受再怎么用文字表达,也不能完全传达给别人。就像贝多芬写《第九交响曲》,肯定是达到了一种高维的共鸣状态,接收到了巨大的能量,才能写出这种震撼。
马征:确实。大多数人尤其是小时候经历不到这些,所以对生命的敬畏达不到这种程度。这些事我平时不提,聊起来太丧气,总说显得自己多厉害似的,容易把天聊死,大家也不愿意一本正经听这些生死话题。但那几年我确实经历了三次生死。五六岁时我就在想人活着是干啥的?
那个骑摩托的人瞬间没了,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孩子不到二十岁,就这么没了,当时真给我吓傻了。那时候摩托车很生猛,我很爱闻纯粹的汽油味。远远闻着汽油味正觉得舒服,突然“梆”一下人就撞死了。就像看个挺喜欢的喜剧,突然人就死了。从小经历了这些,不管开什么车,我都不敢轻易开快。
我差点被公交撞死,又亲眼看摩托车撞死人,后来放鞭炮又差点把自己炸死。三四年经历了三次生死。除了炸手,另外两次我都躲着没敢跟父母说,说了也是挨扫帚。我们家以前有个大坑,我也差点被淹着过。那时候调皮,一个夏天我抓蜻蜓杀死了几千只,玩完了全弄死了。
张彪:我也有个记忆犹新的经历。大人抓青蛙烤腿吃,我们小孩抓不到大的,就在坑里弄了几百只小青蛙,全穿成串烤了。
马征:那时候人都生猛,就想模仿大人的做法。当时也不觉得不妥,大家都这么干,还有干得更狠的。
张彪:当时不懂,也没人讲,现在才明白。
马征:是啊。那时候抓螳螂,抓完直接撕了,非常残忍。抓蜻蜓更是每年抓,抓了得有十年,上万只都有了。我在村里抓蜻蜓可是第一名,还会讲战略,知道雨后什么季节在哪儿容易出来。直接从水里抓蛹,玩到了根上。
张彪:那时候没别的娱乐方式,找个东西就能玩出花来。
学艺术让我不在孤单
马征:我那时候倒有别的玩,买过特别多玩具,《神龙斗士》好几箱。那时候我妈做生意给我零花钱,我是全村玩具最多的小孩。我后来学美术,就是因为家里有上百个二三十厘米高的机器人玩具可以做静物写生,比如战神金刚我都有两三个。街边的小伙伴羡慕死我了,背后议论我天天吃鸡腿。九一、九二年我妈花两万多买了日本的磁疗垫子,家里也没显着落魄。在唐山开平那儿,万元户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有的。
我妈心态是大开大合,买错了还能挣;但我爸觉得两万块钱是天大的财产,特别不开心。我性格随我妈,有就花,没有就算了。母亲的消费观对小孩影响很大,我妈从没跟我说过“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当时我家物质基础在同村算挺好的,我不至于看着别人吃鸡腿流口水,当时真有小孩馋得流口水的。
张彪:我就是流口水那个。看见别人玩游戏也流口水。
马征:这种匮乏的肌肉记忆特别深,等长大了再拥有,状态早就变了。所以小时候多见识特别重要,别什么都用钱衡量。当然,以前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条件。那个年代非常不容易,九几年一个家庭月收入也就几十、一二百块钱。粮食还是紧缺物品,亲戚之间要是大老远从天津大港换乘几趟车扛一袋五十斤的大米或白面过来,那是天大的恩情。所以我妈能拿出一两万买保健品,现在想想真是太土豪了。
张彪:那可不,在当时已经挺厉害了。
马征:我妈是我们开平最早卖小百货的。咱俩都是87年的,她大概86、87年就开始卖货了,所以我一出生基本是我爷爷看着我。我父母都是国企下岗职工,最初在天然气局,后来去了开平百货大楼认识的,也算门当户对。
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马征:所以我从小的思想跟一般孩子不太一样。小时候我什么都不缺,为人处世不怎么捂着掖着。大贺小时候家穷,挺羡慕我。但2000年以后,我爸下岗,我妈也开始生病,我家就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一样一点点衰落了。大贺家没变化,经济反而超越了我们。按理说,富足小孩的心理感悟应该是欠缺的,但反常的是,我有过三次生死体验。这逼着我把理解心理和人生感悟变成了一种强制的刚需。
以前我有玩具,是小孩里的中心,大家都围着我转。后来我手一炸,很多小伙伴就不理我了。家长嘱咐孩子别跟我玩,怕手也崩了。传到我耳朵里,谁被叫“残疾人”能好受?我虽然没哭,但内心产生了挺大的思想斗争。
加上家里2000年以后矛盾多,我从小就开始琢磨人跟人之间的牵绊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时候你总说我“敏感”,其实对我来说,敏感就是生活。你天天面对这些生死和人情冷暖,自然而然就形成这种意识了。我相信你要是碰上三次生死考验,多少也会理解我这种性格和思维斗争。
张彪:我是直到我爸有病的时候,才开始有一点点这种关注的。
马征:那都哪年了,没多少年吧?
张彪:08年左右以后的事了。
马征:对,所以对我来说,这种体验早太多了。我也不想总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但后来一几年的时候,我家那个亲戚姐姐还让车给撞死了。而且家庭环境也复杂,大姑父跟大贺他爸以前每年喝酒都要打干仗,有一次还动了泥瓦刀,满地都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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