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征：你看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出现像李东垣、张景岳这样的名医？我们当时研究发现，是因为在1600年到1700年（即17世纪初）这个时间节点，时空正好处于“太阴湿土”的阶段。“太阴湿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60年间大气中的水分超级多，大气和土壤之间就像沼泽一样的状态。所以人们的肠胃里也会积聚湿气，就像咱们北方潮湿的地下室一样（南方很少有这么大的反差）。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这60年里，所有季节的空气水分都普遍偏多，导致人的肠道容易咕噜作响。
因此，当时的医生都极其重视补充脾胃肠道的运化功能，像“补中益气汤”这样的名方，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发明的。到后来，因为出现了类似霍乱的各种肠胃传染病，为了方便发放给老百姓服用，又发明了成药“补中益气丸”。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我这张图为什么这样设计——它是在研究某一个时空节点为何会催生特定的医生流派。中医里常有各种门派之争，什么补土派、滋阴派、补阳派，其实这一张图就已经把他们全部统一了。为什么有的流派要去补阳？那一定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空是“太阳寒水”，气候特别寒冷，所以必须要用附子这类大补阳气的药，去中和那个时空的寒气。
再比如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吴鞠通，你看他的时空背景是“少阳相火”，气候极其燥热。为什么叫“温病”？就是在这种燥热气候中滋生了大量细菌而引发的疾病。所以，这就是温病的诞生背景，有什么好争论的呢？我十几年以前就不争论这些门派的高低了。为什么我说我建立体系后看世界就不再走极端了？因为我知道这些理论它该放在哪个位置。当万物各归其位后，你再看以前那些争论的话题，会觉得非常幼稚。在我看来，任何理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被需要的时候，它就是好理论。
比如现在的时气若是“太阳寒水”，你非要用一个治“温病”的方子，两者阴阳相斥，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如果时空流转，又到了“少阳相火”的阶段，难道你不该去借鉴吴鞠通等前辈的经验吗？当年我对这些非常感兴趣，搜集了大量信息，也吸引了很多同好聚集过来。他们发现了我的不足，并给我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个叫杨杨的朋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给我提供了一个“大尺度”的分析视角。他比我研究得更专业、更系统、也更加科学。他调查了55位医学家与“大司天”的关系。我当时也有一个纯表格叫《大司天中的名医录》。我就是利用这张表格做出了这张图，两者本质是一样的。
扁鹊与李东垣：发明经典药方是因为所处时代为“太阴湿土”。张仲景：写《伤寒论》是因为正处“太阳寒水”时期，家族因严寒爆发伤寒死了两百多人，悲痛之下立志解决问题。有了《寒水论》，自然也应该有《相火论》、《湿土论》和《燥金论》。李东垣写《脾胃论》的意义就等同于那个时空节点下的《伤寒论》。如果中医都能按照这种科学的、宏观时空的方式去划分和研究，那它不就充满希望了吗？这都是我当时在学习时，给中医定性、定位、定量，把这三个维度的基础都打好了。我把这些最底层、最基础的扫盲工作全部做透了，认知自然会超越普通医生。
张彪：那这之后剩下全都是在学习中积累的细节了。
马征：对，这时候就已经只是“我想不想去填补细节”的问题，而不是“我懂不懂”的问题了。所以你看这些所谓的“金元四大家”，他们并不是同时段出现的，侧重的流派也完全不同：有的是注重《攻邪派》，有的是注重《脾胃派》，有的是注重《滋阴派》。比如朱丹溪就是典型的《滋阴派》。为什么？因为他处于“阳明燥金”时期。这逻辑够直接了吧？根本不用多解释了，都是非常典型的时代产物。
“你不要只关心你所关心的。”看问题千万不要光局限在自己的视角里。这是一把万能钥匙。我不知道看了多少书、整理了几万个文档，最后才把自己的世界不断缩小、再缩小。只有当你站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空间维度上去看问题时，你才能真正理解我这句话的由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更是经过十几年海量数据堆积后得出的结论。在短短几十年的生命里，你又能看到多少所谓的“世界真相”呢？如果你能跳出个人的执念，从不同的维度去跳转和俯瞰，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原有的认知非常可笑。你所关心的那一两个问题，其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早已有过完善的探讨。尽管古人的表达未必有现代那么详细系统，但绝对能找到很多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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