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医学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伤寒、温病之争补益、攻下之辩，滋阴、温阳之分，补土、益水之别等等，屡见不鲜，各学派先后产生，各有心得，代有名家，都为中医学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中医的各种流派，我们不由质疑：同样是精通于岐黄之术的先贤们，为何却形成了主张不同的各家学说？为何有些学术见解甚至完全相反？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法虽迥异,效却雷同，都能活人无数，成为一代名家。其原因何在呢？
地理环境使然
《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素问玄机原病式·提要》曾用医家所处地理环境解释：“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禀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又完素生于金朝，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亦异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论，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皆能应手奏功”。这说明不同地理环境，遣方用药各异。然而，并非北方的风土都造就喜用寒凉的医家，李东垣虽来自河北真定，却力主补土，最忌寒凉伤中；王好古生于河北赵县，尤重温阳固本.并且，反观善用寒凉之剂的叶天士等温病家学，他们并非来自北方，却出于南地.所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医各学派的形成，似乎难以完全解释各医家学术思想的巨大差异。
时代背景造就
有人认为战争和饥荒，使脾胃病增多，促成了李东垣的《脾胃论》和补土派的形成.但金元时期同样是战乱不断，却有学术见解迥异的四大学派出现.另外，有些学派也形成于和平年代.因此，战乱与和平的环境似乎也难以完全成为各学派间形成差异的原因。
疫病流行促成
医史学家认为，疫病流行是促使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某一时期的大疫流行，使当时的医家总结了辨证与治疗经验，久之，形成了某些完整体系，最终形成了各家学说.如伤寒学派的形成，即因为张仲景身处伤寒疫病肆虐流行的时期，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感慨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对于东汉末年的大疫,后世学者认为很可能是流行性感冒,并为此作了历史、气候、症状、方治以及伤寒主方古今临床主治疗效对比分析等多角度的统计论证。
亦有学者认为《伤寒论》是我国最早论述鼠疫的不朽著作.正是这些疫情的发生，成为了伤寒学派的起源.再看吴又可，他生活于 16 世纪 80 年代至 17 世纪 60 年代，其间也是疫病猖獗，连年流行.但他却在约完成于公元 1642 年的《瘟疫论》中明确指出，当时疫病的病因、发病、传变，与其他疾病都不相同，治疗自当迥异.他认为，疫病“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他因此创立了不同于寒邪或火邪等六淫的“戾气”说，突出了该邪气的爆烈性、流行性、传染性等特征.至清代,仅乾隆在位时期全国就有包括京都在内的 19 次大疫流行,故有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形成.如此看来，医学流派与疫病流行之间确实有密切关系.后世学者对其有更深入的研究，说明中医理论及流派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流行疾病的种类及其证治的确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同是疫病，又为什么有伤寒和温病的迥然不同？一些内伤病学派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不同气运造就不同医家
气运即五运六气，实质上是指自然生态环境与气象特征.《素问·至正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提出“民病”（即多人群发病的流行病、传染病）辨证论治的核心是八个字：“谨候气宜，无失病机”，强调了五运六气的“常”与“变”，对病因形成和病理变化的影响，並认为运气规律应予重视：“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不少名家对此也深有体会，认为运气不同，疾病已变，治当有别.金·张元素曾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遂自创新法，以应新的气运；金·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云：“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由是观之，则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他将疾病病机归于五运主病、六气为病之列，并将五运六气提升成为中医学的关键.明·汪机在《运气易览》中感叹说：“自开辟来，五气秉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他以运气与梅疮、小儿痘症的关系为例，强调运气对疾病及其治法的影响.那么，运气是否真的影响了各流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问题。
运气学说及其大司天的意义
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被历代医家称之为“医门之玄机”.过去认为,运气学说首见于《素问》七篇大论，是中医的疾病预测学，研究发现，运气学说不只是在七篇大论也不仅仅是疾病预测的问题，《黄帝内经》的理论基本建立在五运六气基础之上，需要用五运六气来重新认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架原理.中医五运六气理论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以天干、地支为引，将古代天文历法、气象物候、藏象病候等广泛领域的科学知识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学说，是古人认识自然、认识生命、认识健康与疾病的理论核心.五运六气理论强调“顺天察运，因变以求气”，五气更立，各有所失，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知常而达变”，亢则害，承乃制.运气学说认为：天体运动影响气象的变化，气象的变化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体的健康 and 疾病.由于天体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所以受其影响的气象、生态环境、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变化，也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这规律正是运气学说研究的内容 and 重点。
六气大司天理论的源流
六气大司天理论，源于《素问》之运气七篇.明·薛方山作《甲子会纪》，专门计算甲子与大司天，后又经许多医家如明·汪机、王肯堂等的充实，以及清·王丙、陆懋修等对大司天应用的进一步发挥，从而使大司天理论得以完善。《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帝曰：上下周纪，其有数乎？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这里提到：六气者，六年为一周期，五运者，五年为一周期，我们姑且称此为“中周期”；（而一年里的六气及五运则称为“短周期”）；六十年也为一个周期，就是下文所称的六气“长周期”中的一气.明·王肯堂在《医学穷源集》中，讨论了元会运世论 and 三元运气论等有关大司天的意义.他在原叙中谈到：“今宅心殷生，见吾用方之权，恒在天地运气，不仅仅于古人成方中讨生活，思欲佑启后学，俾知圣经运气之说，为审证之捷法，疗病之秘钥……，是因取吾《尺木楼图说》……，是直欲衍上古之薪传，而起后世之沉疴者”.他还在书中指出：“盖时有代谢,气有盈虚,元运之分上中下者,盛衰之机也.间尝考之往古,验之当今之务,而觉六十年天道一小变,人之血气与天同度”.汤世质在为《医学穷源集》的问世写序时说:“披阅之下，觉《内经》运气之说，至今始得拨云雾呈现出蓝天……，予向之疑其主寒峻，主温补者，得元会运世及三元运气之说，而后恍然悟也”.清·陆懋修在《世补斋医书·文十六卷·六气大司天》中专设“大司天论”，将六十年作为六气中的一气，主宰这一气的司天，称为“六气大司天”，他对“六气大司天”进行了专们的论述，总结了甲子、三元和“六气大司天”的关系，完善了“六气大司天”的理论.他说：“古人用寒、用温，各随其所值大司天为治”，提示医家的用药特点可能与大司天有关.蔡坤坐曾分析元明医家用药之差异，认为：元明医家用药变化与大司天的不同有关。
六气大司天的变迁规律及主气特性
六气大司天，是指自然与生命存在着“六十年一变化”的规律，即三十年为一纪，六十年为一周.每六十年里，有一“大司天”主宰这六十年的气候特征，下一个六十年，又有另一个大司天主宰其气候特征，经六个六十年后，即三百六十年后，又是一个新的循环.若再细分：该大司天除主宰六十年的气候特征外，更主要是影响前三十年的气候特征，而相应的“大在泉”则主要影响后三十年的气候特征.大司天六十年更替“一气”，它们分别是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也就是说六十年可以作为一个评价气象变化的计算单位.每六十年，气候与疾病的特征，也随大司天的不同而转变。
七大学派的学术思想及其所处的大司天的特性
六十年正好是人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六十年一气的气象特征，是否会影响一位医家一生的学术倾向？而一些跨越两个不同运气大司天的医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是否也随运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将从六气大司天的特性，详细讨论中医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生活的年代及学术思想，追寻中医各学派形成的原因，探求中医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结
综上所述：从五运六气大司天的运行规律与各学派创始医家生活的年代、学术思想来看，中医史上七大学派各代表医家各具特色的学术主张，正与他们生活年代的六气大司天主导的寒、湿、风、火、燥的气候特性相一致.医家所处的甲子、大司天特性以及《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大司天六十年更替一气，其转换顺序及主气特性与长周期里的司天、在泉相同.每六十年里气候与疾病特点也随大司天不同而转变。
讨论
竺可祯提出中国近 5 000 年来气候呈现出寒暖交替的变化规律，包括四个温暖期、四个寒冷期.伤寒学派之张仲景，生活于第二个气候寒冷期（公元初 600 年），偏于寒邪伤人而致病，故有张仲景的“伤寒”之治；刘完素处于第四个温暖期，强调火热之害，形成河间学派；明清时期处于第四个寒冷期（1400 年－1900 年），以张介宾为代表的温补学派应时而生；明清期间也出现过两个相对温暖期（1550 年－1600 年，1720 年－1830 年），温病学派的叶天士、吴鞠通生活其间，所以强调温热致疫.由此看来，中医重要学术流派各代表医家的“寒温变迁”倾向，与气候环境的“寒温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吻合性。
这些吻合性也间接说明一些重要学派创始人学术思想的形成，的确与不同的气候的变迁有关，我们认为：五运六气大司天的更替，正是气候变化的内在动力.中医七大主要学术流派的用寒、用温、用补、用泻各有不同，各学派代表医家学术的观点的巨大差异，与六气大司天主气特征的更替规律，存在着紧密联系，两者相互呼应.六气大司天的更替变化，可能是中医各学术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顺应寒温变迁，各随不同的五运六气，各学派医家的出现，正是“应运而生”、“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的结果。
历史上有明确师承授受关系的医家之间，学术见解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皆因所处六气大司天已经不同.如朱震亨曾师从罗知悌，虽被授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之书，但因朱震亨醒悟到了运气已变，提出了与三家完全不同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正与当时的六气大司天规律相契合.我们也观察到：在七大学派中，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皆是因寒湿当令而兴起的医家，但张仲景力主外感寒邪伤人最甚；李东垣却强调寒湿之邪最易伤人脾胃；而张景岳则认为寒湿之邪更易伤人阳气.因火燥、风火流行而兴起的医家，有刘完素、朱丹溪、张从正、吴又可、叶天士、吴瑭.但刘完素学术思想成熟时运值阳明燥金，主论六气皆从火化，善用苦寒泻下；而朱丹溪学术思想成熟时运当少阴君火，故强调阳有余而阴不足，多用甘寒滋阴；张从正却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治疗各种内外邪气；吴又可则认为瘟疫袭人，从口、鼻而入，留伏膜原，主用疏利透达之法。
这些差异，或与其他因素如地域、战乱、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现在是第 79 甲子（1984 年－2043 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乃风火之气流行的年代.所以， 1984 年后常有火热性质的疾病流行：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禽流感、猪流感等.用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白虎汤；温病学家的银翘散等仍然有一定疗效.推究其因，原来张仲景、叶天士、吴鞠通都曾生活在风火或火风的运气环境中，与现今气运相似，疾病多偏温热，所以遵其法、用其方，仍能应验.我们也注意到：现在虽处于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中，为风火之气流行之时，但“火神派”却悄然兴起，原因何在？细推其因，可能与现代人长期狂吹冷气、又贪凉饮冷、喜喝凉茶、衣着偏少、过度冬泳，加之抗生素的滥用，寒凉中药的过度使用等，使不少人的阳气已在不知不觉中损伤.阳气损伤，便有温补的需要，以大剂量姜桂附回阳救逆，是“火神派”的显著特点之一，所以“火神派”便有了存在的意义。
可见，今日已非昔比，影响人类体质的因素远多于过去，与自然不协调的生活方式正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体质，不能忽视.但总体来说，热性病还是偏多，尤其是大的流行病和传染病，仍然有风火的特性，这与当今的大司天还是吻合的.综上所述，中医七大主要学派各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与其创始人所生活的大司天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学习前人经验极为重要.清代名医陆懋修对学习古人经验有独到见解,他说：“乃读其书不论其世，因而不知其人.辄谓如某者偏于凉，如某者偏于温.孰能知法固非偏，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于偏哉.此无他，皆坐不讲司天故也”.正所谓：“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
我们在学习前人经验时，如果留意其所处的大司天环境，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其学术思想.虽然，由大司天所主导的大气候环境，通过影响疾病，尤其是流行病、传染病的寒、热、湿、燥、火等倾向，从而促使不同观点的学术流派形成，可以说是各学派形成的内在动力，但这并不表示应该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我们相信，这之中还有很多的因素如战争、地域、生活方式、人类科技介入和干预等，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今疾病的特性和医家的学术思想，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伤寒学派
张仲景
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享年约 69 岁，约生活于公元 150～219 年.他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 岁以前运值第 4 8 甲子（公元 124 年－183 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是为寒湿之气行令之时；34 岁时步入第 49 甲子（公元 184 年－243 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风火流行之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张仲景编著《伤寒杂病论》的时间在建安二年（197 年）左右，即仲景 47 岁时.据考察，建宁四年到建安二年，共发生五次大疫：建宁四年（171 年），熹平二年（173 年），光和二年（179 年），光和五年（182 年），中平二年（185 年）自公元 124 年－183 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主气之时，其间共有四次大疫，都发生在这寒湿之气主导的环境中，故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才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在《伤寒例第二》中也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多次大疫都以伤寒为病，因而善用麻桂甚至姜附桂等，这正是张仲景处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中所经历过的事实.但是，仲景 34 岁就步入了厥阴风木大司天及少阳相火大在泉主令的阶段，也即风火流行之际，到他 47 岁完成《伤寒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在中平二年，即公元 185 年，发生了第五次疫病.如果寒湿流行期间容易伤寒，那么，他 34 岁到 47 岁，共有 13 年的时间都生活于风火行令的大司天里，又遇到过疫病，这次疫病还是伤寒？或者已变成温病？为什么在伤寒论中没有温病的反映呢?是否与伤寒论遗失的部分有关？仲景自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我们现在看到的由王叔和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卷，另六卷有人推测是杂病，吴又可、杨栗山和吴鞠通则认为是温病.吴又可说：“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或谓温疫之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烟没，即伤寒论乃称散亡之余.……，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若另六卷真为温病，则与仲景 34 岁以后所生活的风火大司天相吻合.不过，吴又可也只是推论，时至今日，尚无法考证.总之，张仲景力主外感寒邪伤人最甚，善辨治伤寒，也旁涉温病，观其气运，正值第 4 8 甲子及第 4 9 甲子，前为寒湿行令之时，后为风火流行之际。《伤寒杂病论》将症状或症状群与药或方对应起来建立起完善的药证、方证体系，具有了相当完备的示范性.这也是张仲景获得殊荣，后人经常将“法必仲景”与“理必灵素”并提的根本原因
河间学派
刘完素
刘完素：字守真，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人，故后人以刘河间尊称之.享年 90 岁.约生活于 1110 年－1200 年，他也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 岁前时值第 64 甲子（1084 年－1143 年），34 岁后生活于第 65 甲子（1144 年－1203 年）.前者为少阳相火大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是为火风之气行令；后者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火之气盛行.由此可见，他一生均生活在火风、燥火行令的大司天环境里.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成书于 1182 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成书于的 1186 年，正时值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的时令.他在《伤寒直格方·序》中曾说：“伤寒谓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间.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古今亦通谓之.伤寒热病，前三日太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壮于表，汗之则愈.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下之则痊.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这正是他当时在临床上所见到的实际情况的总结，与张仲景的观点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观察到当时火、燥致病的情况突出，并且熟悉火、燥的特性，所以，他把《黄帝内经》里的有关病机理论与运气学说联系起来，结合运气学说阐发病机十九条，增补了“诸涩枯涸，干劲皱揭，皆属于燥”这一燥病的病机.他在理论上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六经传受，皆为热证”的观点，也说明了当时火热病证的多发性和普遍性不难发现，刘完素强调火热病机，在治疗上善用寒凉，其防风通圣散、神丸、双解散、三一承气汤等，均是苦寒之药为主.究其原由，正因 he 生活在第 64、65 甲子，经历的正是火风、燥火主事的大司天环境。
易水学派
东垣
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宋金时河北真定人.亨年 72 岁.生活于 1180 年－1251 年，24 岁前运值第 65 甲子（1164 年－1203 年），正是阳明燥金大司天及少阴君火大在泉中；但他 24 岁后进入第 66 甲子（1204 年－1263 年），生活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之运中，所见多为寒湿流行之病；尤其晚年 54 岁到临终 72 岁时的 15 年中，更是太阴湿土大在泉主令之时，他的《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也成书于这段时间.李杲因其高堂有疾，诸医投药不济，以致其父死不知因，他痛悔自不懂医，方会丧父，遂跟师于易州的张元素，苦研中医，尽得其传并有所发挥.张元素精通《内经》之运气学说，他曾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李东垣虽学医于张元素，但他 24 岁前 and 24 岁后的学术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东垣试效方》说：“泰和二年，先师以进纳监济源税，时四月，民多疫疬，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先师曰：……省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而为肿盛……省，遂处方，以黄芩、黄连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省，服尽良愈.因叹曰：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凡他所有病者，皆书方以贴之，全活甚众，时人皆曰，此方天下所制，遂刊于石，以传永久”.此方即活人无数的“普济消毒饮”.当时 21 岁的李杲，制订清热解毒消肿的“普济消毒饮”时，正值阳明燥金大司天（1144 年－1203 年）主令，清、解、消的治法正合当时的燥火气运，所以可以“全活甚众”.此清热解毒消肿的治法与其以后的反对寒凉、重视脾胃的观点迥异，皆因 l204 年以后，即李杲 24 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主运的时代。
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成书于 1247 年，《脾胃论》成书于 1249 年，均成书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l204 年－1263 年)主运的年代中.他观察到当时贯穿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皆是湿寒为病，脾胃损伤很多见，故提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生也”.他认为内伤热中证也是脾胃内伤，元气不足，阴火炽盛所致，虽发热也不可投以清解之剂.所以李东垣在治疗上重视以甘温补益脾胃、升其阳气，以甘寒泻其火热，并认为“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其胃土耳”，故创制出了古今闻名的“补中益气汤”、“沉香温胃丸”、“调中益气汤”以益气、升阳、温中、祛湿.其法正符合当时的寒湿之运，故能得效.总之，当时的一年四季，皆寒湿盛行，疾病的症状、治则、治法，与之前的大头天行流行的时代已完全不同.若非大司天改变，又如何解释呢?
攻邪学派
张从正
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睢州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戴国，故自号戴人.因居宛丘较久，故有称其为宛丘者.享年 72 岁.约生活于 1156 年－1228 年，正值第 65 甲子（1144 年－1203 年），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其 12 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燥火之气行令的大环境中.金元时代到了张从正生活的年代，虽已运值燥火，热病较多，但医学界嗜补之习未尝改变，曾私淑刘河间的张从正，目睹时弊，痛加斥责：“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鳏洇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人之死生乎？”。他深研《内经》、《伤寒论》等经旨，通过对当时疾病的观察 and 医学实践，著书《儒门事亲》，认为治病应首论邪气，主张以驱邪为主，认为“邪去则正自安”，善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可见，正是由于张从正所处的时代是燥火当运，才会热病较多，使其看到当时流行使用的温补之法,已不符合燥火运气下的疾病病机，因而成为时弊，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除病必须祛邪”的独到的见解，创立了攻邪学派。
丹溪学派
朱震亨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因世居丹溪，故学者尊称之为丹溪翁.享受年 78 岁.生活于 1281 年－1358 年，43 岁前时值第 67 甲子(1264 年－1323 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43 岁后进入第 68 甲子(1324 年－1383 年)，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可以发现：他的一生所处的大司天，所主的都是风、火、热、燥的大气候环境.朱丹溪 30 岁时，因母患病而读《素问》，始知医术；40 岁时，听其理学老师许谦的劝勉而弃儒向医.他 43 岁前虽生活于 67 甲子，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为风火主气的年代；但他 43 岁后正拜师罗知悌，踏足医学时界，正好步入第 6 8 甲子，为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正是火燥行令的年代.虽然其师罗知悌曾授其以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之学，然而，他从《素问》中悟知运气已变，认为当时“阳有余而阴不足”是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现象，人生活于自然界中，生理 and 病理也必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也会“阳有余而阴不足”。
所以，朱丹溪提出了与刘、李、张三家完全不同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及“相火妄动，煎熬真阴”的论点.朱震亨一反传统，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擅滋阴，因当时正时值第 6 8 甲子，气运已更替为火燥行令了.在治疗上，他主张用滋阴降火法，将滋阴和降火结合，阴精虚而相火妄动者用“大补阴丸”，阴血虚而相火妄动者用“四物汤”加知、柏.朱丹溪还擅用吐法，并在吐法的应用中既承继了张子和吐法攻邪的观点，又吸收了李东垣顾护胃气的思想，同时处处反映出他对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认识朱丹溪以甘寒滋阴，其用药不仅与当时盛行的《和剂局方》之好用辛香、燥热的原则相反，也与刘、李、张的方法有异.此并非他们的用药各有所偏，而是顺应了他们自身所处的不同的阴阳四时，各随了不同的五运六气。
温补学派
张景岳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代山阴会稽县人.享年 78 岁.生活于 1563 年－1640 年，时值第 72 甲子（1564 年－1624 年），正值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乃寒湿用事的年代，故常以温补奏功.张介宾撰《类经》、《景岳全书》等著作，在我国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其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精深的学识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后世有医家称张景岳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的杰出医家”
叶秉敬于《类经·序》云：“自癸卯岁始（1603 年），余以苦心诵著，耗脾家之思虑，兼耗肾家之技巧，于是病泄泻者二十年，医家咸以为火盛，而景岳独以为火衰，遂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而吠者竟起，余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缀，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原”.张介宾在其《真阴论》中云：“自余有知以來，目睹甘寒之害人者，已不可胜纪，此非時医之误，实二子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歧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张介宾善于温补元阳，乃因当时的寒湿气运主导下，寒湿之邪致水亏火衰之病甚为多见，而刘完素、朱丹溪的火热之论已不再适宜，若继续使用已不符合当时的寒湿运气的寒凉之法，必会有“苦寒之害人”、“生民之厄运”的出现.其实，刘、朱与张介宾生活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运气环境，他们的论调相违，从运气学的角度去看，是不难理解的.张景岳专重阴阳互根，善辨虚寒、擅用温补，时值 72 甲子，气运正是寒湿用事的大司天。
温病学派
吴又可
吴有性，字又可，明末姑苏洞庭人.享年 80 岁.大约生活于公元 l582 年－1652 年.吴又可 42 岁起，步入第 73 甲子（1624 年－1683 年），运值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正是风火行令之时.与现今的第 79 甲子运同.崇桢十四年，即公元 1641 年辛已，即吴又可 59 岁时，疫病大流行，延门阖户，表现出一派火热之证，当时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经此一疫的历练，吴又可提出了“戾气”之说，著书《温疫论》，认为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翤后但热而不憎寒也.……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卫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这说明当时之温疫，多表现为邪在少阳半表半里.这与当时的风火行令正相呼应.吴氏认为温疫病“乃天地间另有一种异气所感”或“感天地之疠气”而成，“异气”、“疠气”，皆为邪气，“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邪不去则病不愈，延缠日久，愈沉愈伏”，故祛邪乃是治疗温疫的根本大法吴又可在谈到《伤寒论》时曾说：“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这也间接说明，到了吴又可生活的年代，温病远多于伤寒.运气已变，仍以伤寒论治，自难取效.所以《温疫论》实乃“应运而生”.可见，吴又可论温疫时，正值 73 甲子，为风火用事，乃温病多发之时.其论点到 74 甲子火燥用事时仍行之有效，因风火与火燥之气相似。
叶天士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享年 79 岁.叶桂生活于 1667 年－1746 年，运值第 73 甲子（1624 年－1683 年）及第 74 甲子（1684 年－1743 年），第 73 甲子乃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属风火行令的时代；第 74 甲子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热之气行令.他一生所处的两个甲子均是风、燥、火的大环境.其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被总结在《温热论》中.不难发现，他能成为温病大家，乃顺应了当时的风、火、燥大司天的气运特征.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享年 78 岁.生活于 1758 年－1836 年，他在三十几岁后才渐渐开始行医， 46 岁时步入第 76 甲子（1804 年－1963 年），乃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的运气中，正值火风主事之时。
吴鞠通
吴瑭于嘉庆 17 年（1812 年）54 岁时出书《温病条辨》，专论温病的三焦证治，载述了十一种外感病，风温、温热、瘟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湿、温虐、秋燥，有九种都是温热性质的疾病，应该说这与他生活在火风主事的大司天运气中，所见多为温热之病有关.吴鞠通《温病条辨》对温病的病因、治法、组方和用药都以运气所论为指导，而及其所立方药如银翘散、紫雪丹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
再想想当前（现在正值 1984 年至 2044 年风木相火运中）的民病的大致性趋势.肝炎病人极多（肝的五行属性为木，而现在为大天时的风木主事，肝火太过，最为常见），脑心血管病患者随处可见（肝与心脏，一个调节血液,一个运行血液,在中医里,肝脏与心包络都带有木的属性）；各种胃病也是，设若肝胆不防脾胃，脾胃自健（肝五行中为木，脾五行中为土，木克土，”肝脾传脾”，医圣张仲景曾作明训）.因此，防治疾病的最佳方法应该是：滋肝血以柔肝疏肝（滋肝阴以配肝阳）兼顾肾气（肾为水生木，是肝的生母）.肺病咳嗽类的疾病,也与肝有极大的关联,肺五行为金,金本克木,若木气强盛,反受木的欺侮.治肺病考虑到肝的因素,必定更容易治愈.睡眠不好,难以入睡,凌晨容易醒来,也是肝血少,肝阳太旺的缘故,成语“怒发冲冠”，发怒时，气上冲，说明肝火太旺.人在睡时,阳气进入阴气里,肝的阳气上升太过太盛,就会使全身的阳气都不容易潜入阴分,所以入睡困难；凌晨时分,如一年的春天,这正是肝木主事的时候,肝血少,肝气上升过旺,要想不醒来,是不可能的了.前列腺病,中医上讲肾脏肾气管二便,肝管人的疏泄功能（疏泄,如汗多疏泄太过,汗少疏泄不及,尿液也是如此）,治肾的同时要兼顾治肝.如此等等,各种疑难杂病,皆可以从肝血少肝阴虚的角度去考虑,多考虑这个因素所有的病都容易治愈.所以,我根据前面的推算，认为自从 1984 年开始到现在，养生的常备药食当首选菊花，红蓍，葡萄，女贞子，黑芝麻，当归，白芍，怀山，生地，熟地（后五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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